Nov 182008
 

很少转载政论文章,不过这篇确实很值得一读。虽然并不是十分赞同文中的观点,甚至有些部分实在不敢苟同,但最令我触动的是,在我十多年的受教育期间,从来未曾接触过诸如此文之类的不同声音,而在现在看来,却不得不令我对一直以来所接受教育的整套理论产生怀疑,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教育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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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问题不是因为毛澤東鼓励生育

1、问题的提出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后来流传甚广的文章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意思是1959年毛澤東 “错批”了马寅初,从而导致“误增”了三亿人口。举国上下为此“严重失误”痛心疾首。在此背景下,经过先期试点,中國于1980年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 从此之后,中國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人口过多”。

“人口问题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一般人眼里,中國的一切问题都是人多为患。

近年电力短缺、粮食短缺,人们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但其实真正原因是1998年以后的几年间电力投资锐减和粮食政策失误。

现在就业压力大,人们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其实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生产,生产决定就业。减少人口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机会?巴西面积相当 于美国的91%,自然资源丰富,气候良好,人口只相当于美国的60%,但巴西生活水平比美国差多了,失业率是美国的2倍多。生活水平比中國好不了多少,综 合国力还不如中國。因此中國目前的失业率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而是由于产业结构改变,减少人口并不能降低失业率。

很大程度是因为1979年以来的教育失误,教育投入之少世所罕见,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但我国却没有(名义上有),近年高校又盲目扩招,导致大学生和低素质人找不到工作,技术工人却奇缺,结构性民工荒已经开始。

春运期间火车拥挤,人们将之归因于人口过多,其实真实原因是中國人均拥有铁路才5.5厘米,不及一支过滤嘴香烟长,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后, 并且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像中國这样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西部与东部之间世界之最的巨大人员流动,而且集中在春节前后一两周这样短的期间?

中國近年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人们也将之归罪于人口过多,其实任何国家在工程化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进城,都曾出现过城市环境污染,并且中國环 境污染更主要的原因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是中國成为世界工厂的后果(意味着中國现在的环境污染部分是发达国家转嫁过来的)。即便如此,近年来中國森林面积 在持续增长,沙化土地开始减少。

有人认为,毛澤東鼓励生育造成人口过剩,1980年才不得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对毛澤東错误的人口政策的“补救”,要是没有毛澤東的鼓励生育也就没有后面的计划生育了。

总之,人们认为中國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毛澤東没有采纳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反而鼓励生育造成的,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的话,中國生活水平早就赶上美国了,也没有就业压力,没有环境污染了。

中國人口问题真的是毛澤東鼓励生育造成的吗?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控制人口会怎么样?接下来笔者将从多个方面探讨中國人口问题的来龙去脉。

2、人口迷雾的透视器——以人为本的HDI发展观

中國人口问题迷雾(“人工”成分比较多)重重,也正是因为有迷雾,一切社会问题都被或有意或无意地往这个迷雾里推。人口问题成了一切问题的遮羞布,“人口过多”的迷雾掩盖了无数失误。透视这个迷雾既有利于还原历史,更有利于展望将来。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偶然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必然规律。其实社会学也可以借鉴医学的思维。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找出与疾病正相关或者负 相关的症状或体液指标,据此来诊断疾病、预测疾病的预后,相关系数越高,诊断越准确。生育率降低是“疾病”,但这个疾病可以用并发的“症状”来诊断。既然 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而降低,那么就可以用反映社会发展的指标来诊断生育率。笔者比较了联合国公布的多项社会发展的指标,发现多项指标都与生育率 负相关,但只有人类发展指数(HDI)与生育率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高达-0.916,是诊断生育率的最好指标。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人类发展指数:

长期以来,国民生产总值(GDP)是反映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有些政治家将人均GDP的提高作为政绩的唯一指标。盲目追求人均GDP必然导 致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粗放式地利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粗放式地污染环境,忽略人的本身发展(比如舍不得在教育和科研等方面投资)。这种粗放型“以物为本 ”的发展观已经严重透支中國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已经威胁到社会的和諧稳定。

对于西方国家本身来说,由于过度注重“物”,而不是注重“人”,生育率不断下降,人口本身的再生产都面临危机,这表明近代西方文明主导的“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已经陷入危机。

由于注意到“以物为本”的GDP发展观的缺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等人开始积极倡导一种“以人为本”式的发展观,并于1990年发起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系列书籍的写作和出版,以倡导和推行这种新的人类发展观。这一系列的报告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提出了古代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以“人”为发展的 中心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发展为人的全面进步服务的主张。根据这种新的发展观,人类发展就是拓展人的选择的过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长寿而健康、接受教育、享 受到体面的生活,其它的选择包括政治自由、有保障的人權和自尊等等。Amartya Sen说:“人类发展战略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人类发展体现了以商品为中心战略的发展向以人为中心战略的发展的转变。发展的政策目标应当是增强人们的 能力满足需求,而不只是GDP增长。”[1] 这种“以人为本” 的新型发展观近年来已经为我国政府所采纳。

从食古不化到食洋不化,经过近百年的痛苦实践到现在回归古代哲人的“以人为本”、“和諧社会”,表明中國式的道路探索已取得可喜的进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该指数由反映人类生活 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实际人均GDP)合成一个复合指数,通常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综合尺度。HDI的三个方面的指标:一是指 人均收入,通常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美元值,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可资利用的物质财富的多少;二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以反映卫生发展状况; 三是总入学率和识字率,以反映教育发展水平[2].

由于人类发展层次多元化, HDI 将人类发展仅区分为三个维度,似乎太简化了。但 UNDP 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这三个范畴对人类而言是最必要的和最基础的,如果这些基本范畴无法获得良好的发展,其它的发展层次必然无法达到或没有意义。UNDP 经由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分析后指出, HDI 的三个成分近乎等权重的线性组合解释了88%的一般化变异数,大大强化了 HDI 在此议题上的客观代表性[3].

联合国根据不同的发展水平将世界各国分为三类:一是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0.5之间;二是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51~0.80之间;三是高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在0.81~1.0之间。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料[4],笔者比较了联合国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和地区的HDI(2003年)和 TFR(2000-2005年),发现HDI越高,TFR越低,二者直线负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16.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生育率都非常高。比如法 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HDI在0.9以上,但平均总和生育率不到1.5;布隆迪、尼日尔、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的HDI在0.3左右,平均总和生育率在 7.0左右。也大概就是民间所说的“越穷越生”(但越生不一定越穷,而是“有子穷不久,无子富不长”)。

虽然总体来说,HDI越高TFR越低,但是由于区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别,在同等HDI的情况下,TFR并不完全一致。

表3.1不同类型国家的HDI(2003年)和TFR(2000-2005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公布的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4]

几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国家和地区(韩国、香港、台湾、泰国、越南等)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在一个国家内部, 华人生育率比其他民族低);曾经是社會主義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但原苏联国家中的穆斯林国家除外)的生 育率比其他国家低;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高;穆斯林国家的生育率远远比其他国家高。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候,生育率要比先行国家当 年要低。比如日本生育率只有1.29,台湾、韩国不到1.2,香港只有0.9;而欧美主要大国中,美国生育率有2.1,法国1.9,英国1.7.

笔者根据联合国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和地区的以购买力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美元值(2003年)和 TFR(2000-2005)绘制相关图。发现人均GDP确实与TFR负相关,但相关系数只有-0.656 (即使$5000以内区域相关性比较好,相关系数也只有-0.74),相关程度不高;而HDI与TFR的相关系数高达-0.916,相关程度极高。可见用 人均GDP研究人口远没有用HDI可靠。

3、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國的高生育率

中國人口在停滞了一百多年后,于1949年后再次快速增长,由1949年的5.4亿增加到1959年的6.6亿,1970年的8.25 亿,1976年的9.33亿,再到1980年的9.87亿。一些人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國已人满为患了,并不假思索将人口问题归到毛澤東身上,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广为流传。中國大陆人口由1950年的5.52亿增加到1980年的9.87亿,增加1.79倍;与此同时中國台湾地区的人口 798万增加到1785万,增加2.24倍,大陆怪毛澤東,那么台湾怪谁?1950年中國人口为5.52亿,全球25.2亿,中國占全球的 21.9%,1980年中國人口为9.87亿,全球44亿,中國人口占全球的22.4%.说明中國人口增长与全球同步,中國怪毛澤東,那么全球怪谁?

上文已经提到人类发展指数与生育率高度负相关。纵向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随着HDI的提高,进入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HDI 0.51-0.8)行列后,都经历过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化(从“窗口期”进入S形顶端)。HDI 0.5是个分水岭,低于0.5的国家,生育率都在5、6左右,而HDI超过0.5之后,生育率都将快速下降。就像感冒,有高度规律性,只要没有严重并发 症,没有必要特殊治疗,不用药七天好,用药也是七天好。巫师、庸医往往利用这个规律,贪天之功,将感冒的痊愈归功于自己的水平。

中國的HDI在1950年才0.159(印度0.16),经过25年的努力,在1975年HDI达到0.525(相当于美国1880年左右的水 平、印度1992年的水平)。就是说中國在1970年之前属于低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在这个发展层次的国家都是6.0以上的高生育率。而1970年之后,中 國已经步入中等水平人类发展国家,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急剧下降的。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是凭减少人口提高HDI的。美国HDI从1870年的0.467(中國1960年代水平)增加到1913年的 0.733(中國2001年的水平),花了43年;日本HDI从1870年的0.160(相当于中國1950年水平)升高到1950年的0.607(中國 1987年水平),花了80年。

4、中國人口“过剩”是因为毛澤東鼓励生育吗?

新中國成立之际,美国艾奇逊暗示,中國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粮食问题,中國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才有出路。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在当时中國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毛澤東针对艾奇逊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國几千年以来 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國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 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產黨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 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 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澤東选集》第四卷)

1980年代,毛澤東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被一些人认为是毛澤東主张人口越多越好、鼓励生育的主要根据。

其实毛澤東的这些讲话只是为了消除艾奇逊言论的负面影响,并不表示真的鼓励生育。同样,针对核威胁,毛澤東也说过“不怕死人”的话。说什么并不表示做什么,要看当时说的目的。

并且毛澤東否定中國人口过剩的观点本身并没有错。三联书店在2000年出版了《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國的现实》,作者为著名物理 学家李政道之子李中清。在这本书中,作者用详尽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证明了中國在过去的三百年间,即使在清朝后期,也根本没有过“人口过剩”。马尔萨斯的 中國人口观完全建立在对中國历史和现实极度无知的基础上。

18世纪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时候,中國妇女平均只生育6个孩子,说明中國妇女现实极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有人将中國人口问题归因于毛澤東 时期鼓励生育政策。其实中國只在1953年之前鼓励过生育(战后大多数国家都这样)。但1950年到1953年中國妇女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这 几年分别为5.81,5.7,6.47,6.05),与1949年之前没有差别,也与当时的韩国、越南、泰国、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國台湾没有差别(这 些国家和地区当时的生育率都在6.0左右)。难道这些国家和地区也鼓励生育了?可见中國当时鼓励生育成效不大(因为当时本身就接近极限生育水平,再鼓励也 没有用;何况当时也没有明确鼓励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张)。在1971年中國开始推行计划生育之前,中國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与印 度、韩国、越南、泰国、巴西相比仍然没有明显差别。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中國 开始推行计划生育,1973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國生育率从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与 现在印度差不多)。

可见中國人口“问题”并不是因为毛澤東鼓励生育。

此外,医学条件也不允许中國在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当时中國连避孕套都不能生产,绝大多数妇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只有顶级医院能做 人工流产手术,总不能将育龄妇女都置于生命危险之中吧?总不能将生下来的孩子都掐死吧?在1970年代中國医学条件才开始成熟,避孕措施才有条件普及,才 能比较安全地实行计划生育。要说毛澤東在人口问题有失误的话,就是不应该在1973年全面实行计划生育,虽然当时是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到他1976年去 世,并没有少生多少孩子,但是为1980年代的极端计划生育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即便当时中國没有毛澤東,而是一个西方式的议会,马寅初的提议既违反西式的“人權”法则,又违反中式传统道德,有一丝一毫通过的可能吗?所以将人口问题算在毛澤東身上加以谴责是十足的诬蔑。

5、解放后中國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

既然不是因为毛澤東鼓励生育,那么为什么中國人口在解放后快速增长?

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三个指标。HDI主要用三个维度来评价人类发展:能否过一个长寿而健康的生活,是否接受很好的教育,是否拥有体面的生活水平。因此,这个指数不仅包括收入本身,而且包括预期寿命、入学率和识字率等其他指标。

毛澤東在人口方面并没有错

建国初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儿童死亡率都非常高。1949年以后,由于战乱的结束,并因为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袁隆平认为70年代的农 田水利建设是历史上最好的)和建立农村医疗体制(经过2003年SARS的流行,中國政府重新认识到农村医疗体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痛,决定重新建立农村医 疗体制),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國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当时在发展中國家名列前茅),死亡率(包括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急剧下降,寿命显 著延长,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1981年的68岁(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印度当时只有54岁),再到现在的72 岁,而世界平均预期寿命只从1949年的47岁延长到1976年的58岁、现在的67岁,中國人均预期寿命延长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足以说明当时中 國的医疗体制的正确性。而印度预期寿命现在都还不到64岁。并且中國的这种社会进步主要是在1979年之前所取得的。可见当时社会发展明显超前于经济发 展。最近世界银行仍然高度评价中國当时的医疗进步[5].

而根据联合国发展署2005年的资料,中國改革开放后,中國的社会发展(医疗、教育等)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中國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没有 使贫困人口受益,特别是没有能够将创造的财富和提高的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在废除了公费合作医疗体制之后,中國70%到80%的农村家庭没有 医疗保险,这方面的缺失导致了婴儿的不必要死亡。在1970年代中國预期寿命比韩国长0.6岁,现在则比韩国短5.4岁。1981年 以来中國预期寿命只延长了4岁,而印度则延长了10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王慧炯在评述联合国报告时表示,虽然中國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 展很快,卫生医疗却是倒退的。

虽然中國妇女生育率与越南、泰国、巴西、印度等地区没有明显差别,相对于中國本国1949年前也没有明显变化,但由于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人 口快速增加,中國人口从1949年的5.5亿增加到1970年的8.5亿、1980年的10亿。换句话说,1949年后中國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为 “死的太少”(尤其是婴幼儿死亡率大为降低),而不是“生的太多”。

一定要将现在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澤東的话,那只能怪他将一个发展中國家的死亡率降低太多了、将寿命增加得太多了。如果中國没有建立起赤脚医生制度,中國的婴幼儿死亡率与印度、其他发展中國家一样的话,那么现在在世的各位相当部分可能早在婴幼儿时期就夭折了。

其实毛澤東时代的那种将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降低婴幼儿死亡率等),是不利于当时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因为要 将婴儿抚养成人需要付出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十年育树,百年育人”,这些投入需要20年才能转化为经济力。对当时的困难,熬一熬也就过来了,从民族长远 利益来看,那些投入是战略投资。人口从来就是战略资源,只是很多人视而不见。中國人均GDP比突尼斯等很多穷国还少,但中國领导人仍然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尊 重,出访美国等国可以到一流大学演说,而非洲小国领导可以吗?海外中國人仍然感到祖国的强大。诚如仲大军先 生所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國与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实际上是人口,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仗着如此 大量的劳动大军,中國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一旦中國人口这一宝贵资源减少,影响的将不仅是中國社会和中國经济,而是整个全球经济”。为政者将 这个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却说什么人多是问题。可以说,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饭”,但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断子孙的根”。

有人说国际社会谴责中國计划生育是为了增加中國人口,好剥削中國的廉价劳动力。其实西方国家都希望人民币升值,希望中國政府提高工人工资。人民 币升值、工人工资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超过一定程度后,中國还有什么可与国际社会竞争?中國还有多少企业能够挺过去?企业挺不住,意味着更多的失业!

6、要是当年采纳马寅初人口论会怎么样?

1949年中國人口5.5亿,解放后中國人口迅速增长,1953年,中國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 國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历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变成社会问题了。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说:“中國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他 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虽然他一直说他的“新人口论”有别于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于1798年发表的《人口论》,但事实上仍然不过是马 尔萨斯人口论的变种。1959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

1979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在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时,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國今天的 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產黨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笔者对这种说法 表示怀疑,因为胡耀邦以亲民著称,能够为在纹革中被整倒的高干和知识分子平反,能够制定给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难道对数亿生命竟然如此漠视?

稍后《光明日报》发表了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一文,指出1959年“错批”马寅初导致“误增”三亿人口。中國人口1959年6.6亿,1979年9.709亿。就是说依照马寅初 的理论到1979年中國人口只能在6.7亿左右,这意味着中國人口在寿命大幅度延长的情况下零增长。“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从此广为流传。

马寅初老先生关注的是人口数量和增长率而不是人口结构,是通过减少新生人口来降低人口总量,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他主张每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 笔者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那个时候提倡的生育两个与现在生育两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建国初婴儿死亡率为20%(现在2.55%),孕产妇死亡率为 1500/10万(现在50.2/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我国人民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加到 现在的72岁。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维持人口总量不增加,后面的计划生育政策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除了马寅初外,当时主张计划生育的还 有劭力子,劭力子见到人家生了一个孩子后,就说:不要再生了。马老先生提出的生2个,在当时是错误的(当时高婴幼儿死亡率、高孕产妇死亡率),在现在也是 错误的(现在至少有12.5%的不孕人口,并且单身和丁克很多,只愿意生一个的不少,总和生育率连1.7都难以达到)。

在马寅初提出人口论的40年前孙中山担忧亡国灭种,在马寅初提出人口论的3年后中國人口还接近负增长。马寅初只看到1949年以来几年的快速增 长,就提出限制人口增长;而毛澤東却从历史眼光看到中國自1800年以来人口增加缓慢(中华民族占全球比例自从1800年以来下降一半),而没有立即限制 人口增长(并且当时国际形势不容乐观,谁也难以断言今后没有战争)。

第4次和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均显示1959年到1979年共出生4.57亿人口,按照光明日报的说法,不批马寅初的话,人口会少增加三亿,就是 说要是依照马寅初的观点,其中3亿是不应该出生的。换句话说,2005年26到46岁之间人口应该为1.57亿而不是现在的4.57亿(65%的人口不应 该出生)。这3亿人口大都已经结婚,1959年左右出生的妇女生育高峰在1984年左右,统计局资料显示1984年总和生育率为2.35;而1979年左 右出生的妇女除了少部分没有生育外,大多数都已经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还不到1.3.粗略假定这个群体平均生育率为1994年水平(当时总和生育率为 1.56),就是说假设这3亿人口中的1.5亿妇女平均每人已经生育1.56个孩子,那么共有2.34亿孩子。这些所谓“误增”的三亿人加上他们已经出生 的子女总共5.34亿人口,虽然只占中國2005年底总人口的41%,但却占了中國46岁以下(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 数据,1959年以后出生人口共9.3亿)人口的57%,他们是中國经济发展的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多出的这3亿青壮年人口,都是各部门各行业的主力!这意味着现在的劳动骨干有一大半本来是不应该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没有这三亿年轻劳动人口, 现在中國怎么发展?经济实力还能排世界第四?没有这“多出的”3亿及其2亿多子女,中國确实达到某些人宣称的“理想人口”7亿多的水平,但2005年60 岁以上人口同样有1.45亿(都是1945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达18.1%!现在国家只承担城市人口中四千万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并且由全国人民纳税 来支付(农民通过廉价劳动力支持国家基础建设,并且是义务兵的主要来源,要是没有2.5亿农民工所创造的财富,政府财政就无法运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 长郑斯林透露: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没有这“误增”的三亿青壮年劳动人口,老年人怎么活?总理怎么当?中國今后怎么持续 发展?现在(2007年)48岁以下的人在唠叨“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时,可曾想到要是当年没批马寅初的话,你们中的一大半都是不可能出生的。想到这里,背 后冷飕飕的,毛骨悚然!说严重点,马寅初的理论与马尔萨斯理论一样是反人类的。我不清楚当年批马寅初的具体动机是什么,但不论如何是歪打正着。不批马寅初 人口论,天理不容!

减少这三亿人口真的能让中國富强吗?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历史趋势。减少这三亿人口以后,中國人口总数仍然不少(到现在还会有近8亿),还是不能像 中东那样靠出卖原始资源致富(俄罗斯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并且人口从1992年以来就不断减少,但也没有靠出卖资源而发财),还得靠廉价劳动力起家进行原 始积累,比如前些年的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建设。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会滞后,就业率不一定比现在高,经济就无法起飞,整体国力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没有这三亿青 壮年劳动人口,中國就没有劳动力优势,外国企业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涌向中國。就算人均劳动力收入会有所增加,但与现在一样多的老年人需要赡养,实际生活水平 不一定比现在高。人均养老比增加,意味着有相当部分劳动力时间需要花费在侍候老人方面,创造财富的时间大为减少。

有人因为现在的农民工收入不高,就以为他们创造的财富不多。事实上农民工的超低工资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致。但作为国家,农民工创造的全部财富都是计算进了GDP的。没有那些农民工,现在的“富人”不会富,国家也不会富。

在1959年采纳马寅初理论后,即使到1979年后也一直依照马寅初的生育2个的理论,那么考虑到至少15%的不孕、单身、丁克等不育人口(其 实光不孕家庭就占12.5%,并且正不断上升),不考虑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情况,那么生育率也只能在1.7.这1.57亿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人 口中有妇女7700万,生育孩子1.3亿。以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为25岁计算,那么1954年到1958年出生的妇女生孩子也在1979年之后,这个年龄段 妇女4363万,以1.7的生育率计算,生育7418万个孩子。就是说以马寅初的理论,从1979年到2004年只能出生2.05亿孩子。2000年人口 普查显示从1979年到2000年出生4.239亿,加上国家统计局显示的2001年到2004年这几年出生的五千万左右,共出生4.8亿左右,比马寅初 理论要求的2.05亿多出2.75亿。2005年初有13亿人口,扣去这2.75亿,也扣除1959年到1979年多出生的3亿,等于7.25亿,就是说 按照马寅初的2胎理论,中國2005年初只能有7.25亿人口,确实是接近零增长。那么2005年中國60岁和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别为20%和14% (目前实际分别只有11%和7.8%),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高于美国目前的12% (美国的养老金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相当于日本(现在为15%)1996年水平(日本在1996年的时候人均GDP为38555美元)。

上面是粗测马寅初理论的后果,我们再分几种情况细测马寅初理论的后果。依照马寅初的理论,每对夫妇生育只能生育两个孩子,就是说政策生育率为 2.0.光明日报的文章声称推行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从1959年到1979年会少生3亿,可能是考虑到当时的高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儿童死亡率。有人 会说,即使有婴儿、儿童死亡,但还可以再生(其实生育时间是有限的,补生并不一定成功)。那么我们就分几种情况分析马寅初人口论的后果:

1、假设光明日报的说法是对的,将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亿按比例减少三亿后,1980年后仍然继续马寅初的“只允许生育2胎 ”(每个妇女最多只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不生育人口(不育不孕症、单身、丁克)在1980年到2000年以10%计算,2000年以后以15%计算(现 在光是不育不孕症人群比例就高达12.5%;但1980年代发病率要低一些,并且1980年代丁克思想还没有流行)。

2、假设光明日报的说法是对的,将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亿按比例减少三亿后,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两个孩 子(由于有单身、丁克,并且一些只愿意生育1个孩子,就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另外一些人生育4、5个孩子)。关于这个方案需要说明:如果从1959 年到1979年实行马寅初的计划生育方案,生育观念已经不可逆地改变了很多(比如中國1980年代开始的严厉计划生育,使得生育观念在1990年代就发生 质的变化;越南1988年开始计划生育,生育观念几年后就发生质的变化),生育愿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抚养比又显著增加,生育愿望就更加下降,1980年停 止计划生育的话,即使1980年代生育率还可能稍微高于2.0,但1990年之后需要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才能使得生育率保持在2.0.

3、1959年后一直允许生育2胎,不考虑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情况,不生育人口1959年到1979年以5%计算(当时不育不孕症发病率只有2%左右,但仍然有单身),1980年到2000年以10%计算,2000年以后以15%计算。

4、在“误增3亿”和“独生子女政策”后,现在开始停止计划生育,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两个孩子(在目前的生育意愿下,需要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才行)。

说明:生育妇女结构模拟1986年的偏正态人口结构,未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以105:100计算。根据马寅初理论,第1个方案是最悲观的方案 (到1979年扎扎实实少生3亿),第3个方案是最乐观的方案(到1979年只少生2.2亿),最有可能的情况介于第1个方案和第3个方案之间。另外,还 要考虑到马寅初时代的中國政治现实:那个时候农村也是集体经济,在政策压力下很少有超生(就像现在城市人不敢超生一样;1973年开始计划生育,允许生育 两三个,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979年就只有2.75,1980年只有2.2了)。

1959年之后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人口总数预测

没有这3亿“误增”出来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國现在确实达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7-8亿人口,但这7-8亿却是老年化的8亿,是不可持续发展的7-8亿(能够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了,并且生育意愿很低)。

19世纪初中國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接近40%,在20世纪初降低到25%左右,现在降低到20%.要是当年依照马寅初的理论,现在中國人口只有不 到8亿,只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世界人口到2050年却仍然会增加到90亿,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将急剧下降到不足8%.泱泱大民族就这样沦落为小民族 了。

计生委资料显示[6]:200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1.45亿,65岁以上老年人1.01亿,分别是1945和1940年以前出生 的;2015年的1.35亿65岁以上老人、2.13亿60岁以上老人是在1950年之前出生的,与毛澤東没有关系;2024年的1.95亿左右的65岁 以上老人、2.9亿60岁以上老人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与毛是否采纳马寅初的理论控制人口没有关系。同理,2045年及以前的65岁以上老人都是 1980年以前出生的,不受1980年代开始的极端计划生育所影响,笔者在《要是当年中國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一章分析了没有1980年代开始的极 端计划生育会怎么样。

要想证明马寅初理论是正确的,就得说明如何养这么多老年人。事实是按照马寅初的理论根本养不了这些老年人。

2024年及以前的65岁以上老人都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与当时是否采纳马寅初人口论没有关系,不同的方案虽不能改变老年人数目,但却通过改变总人口数目而决定了今后的老年人比例。

即使在1979年之前依照马寅初理论控制人口,而在1980年之后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中國人口到2024年也不会达到8亿,如何养活超过25% 的65岁以上老年人?即使退休年龄延迟到75岁(一大半人到死都拿不到退休金),社会也无法运转。由于持续的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人口结构一步步老化, 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在全球的份额也一步步下降。

目前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18-64岁)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依照马寅初理论,到2024年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怎么养老?

马寅初人口论错就错在在战后寿命延长的情况下谋求人口零增长。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和现在的72岁,在这种情况下人口零增长意味着什么?等寿命平稳下来后人口结构会是什么样?

人们往往后悔没有做某事,其实更应该庆幸幸亏没有做某事。

1959年后不同生育方案下一个65岁及以上老人对应的劳动人口(18-64岁)数

任何一个命题都是靠历史鉴定的。打个比喻,一个工厂要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就必须老中青三结合。师傅教徒弟时,要费心费时,甚至影响师傅的工作 效率。要是只考虑当年的生产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必须不断吸收新的力量。否则人才结构会断代,那时候再招收徒弟就晚 了(一方面有经验的师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真正成材)。

计划生育一方面省一笔费用(养育小孩的费用),另一方面母亲减少养育小孩的误工时间,理论上、表面上用这个时间工作可以增加社会财富,也就是人 口学界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相对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来说,计划生育其实并没有为中國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任何贡献,却透支了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潜 力。现在计生委用目前的“人口红利”来“检验”计划生育政策,说计划生育是何等的“正确”。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人口问题本身是慢性问题,等真正的检验官 “时间”来到的时候,计划生育的决策者和计生委官员已经享受完荣誉和利益后在另外一个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本身就会有就业压力(这个压力不是人口本身,而是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所固有的,欧洲、美国都曾经历过这段时间),计划生育使得 中國妇女劳动参入率罕见地高,大大加重了就业压力、增加离婚率。经济学认为,养育3个孩子的花费只是1个孩子的1.6倍,这还不计算精力上面的节省。另一 方面,却因为“独柴难烧、独子难教”,花了高额费用后往往难以得到预期的教育效果。独生子女政策搞了20多年了,少生了20多年的孩子,我们来看看:

孩子少了,上学应该更容易了吧,应该真正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工作应该更好找了吧,收入应该更多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 医疗应该更有保障了吧,看病住院不用担心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住房压力应该更小了吧,人人有其屋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环境美化得更好了吧,污染应该没有了吧?没有!

孩子少了,父母压力小了吧,大家应该都小康了吧?没有!

再来看看

孩子少了,学费更高了。

孩子少了,房子更贵了。

孩子少了,医疗更享受不了了。

孩子少了,环境更破坏了。

指望计划生育减少人口来提高生活水平、发展经济,搞这种全世界仅有的大试验纯粹扯淡!

北宋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在写给他儿子司马康的一封家书《训俭示康》中,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 能力反而是下降的,总抚养比是不断降低的,生育愿望是不断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不要小孩、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暂时地使中國由俭入奢,人为 地增加社会培养成本。经济越发达,养育小孩的相对成本越高,计划生育使中國在低成本的时候限制对未来劳动力的培养,等今后高成本的时候中國又无力鼓励生育 小孩。

总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龄结构,生育率在2.1左右才能保证下一代相对这一代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1971年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 个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2000年国家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金指标)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着我们这一代是上一代的 2.76倍;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计算,我们的下一代只是我们的58%.可以看出现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们的晚年又多么凄惨。少壮不努力 (生两三个孩子),老大徒伤悲。

政府的职责是引导民众发展经济,尽量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要是通过编造人口过多的谎言,降低人口的增长,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 当政府领导,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在四川就当过一次,他就是通过杀人来减少人口、利用已有财富。客观上中國的人口已经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样把现有的13 亿在保持年龄结构不变的情况降下来,应该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无论是人均土地还是人均耕地,中國都不比日本、韩国和欧洲很多国家 少)。要是中國不算“地大物博”,还有几个国家算“地大物博”?

中國以前“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宣传本身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但后面为了实行计划生育,却不惜隐瞒数据,灌输“人均不足”观念。要 是连人口资源都不善于利用,对其他资源肯定也是粗放式利用。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也低于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國家水平。以这种粗放利用资源 的方式,人口减少一半都不够。用“人口过多”来掩盖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实在不值得!计生委在宣传“计划生育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让人闻到了“焚琴煮鹤 ”的味道。

凡事皆有个度,过犹不及。1979年中國妇女总和生育率只稍微高于世代更替水平,通过发展经济就完全可以在短期内将生育率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 近,毛澤東的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已经将高生育率这条“蛇”打死,1980年代根本没有必要实行苛刻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是打“死蛇 ”。少出生1.3亿(最悲观估计也不超过2.2亿)人口,大大加重了今后的老年化。

作为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当时提出那个可以导致亡国的“新人口论” 从学术讨论上来说并不为过,但马寅初在接受了计划生育先驱者的荣誉的时候,就注定了要为这个事情承担历史的责任。历史和现实表明,马寅初的所谓的人口理论 是错误的,以马寅初理论和宋健的“人口控制论”为依据的1980年代以后的严厉/极端计划生育政策更是荒谬绝伦。以减少新生人口为标志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作 为基本国策出现的,决策者竟然把通过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长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基本国策!即使是穷疯了,也不能干断子绝孙的事情。以急剧压缩人口规模、催 生畸形人口结构为代价提高生活水平,和过把瘾就死没什么区别。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民族的未来。强制结扎其实就是结扎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

毛澤東的直觉胜过马寅初的学问!马寅初作为中國自由主义的象征,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要是仅仅因为是在人口问题上用一个错误的理论与毛澤東争执,那只能说明中國自由主义的浅薄。最近二十多年的宣传也都同情马寅初,却无视3亿生命!

1980年左右多位学者提出中國最适人口为7亿,为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学者甚至提出无婴年的方案。现在李伟雄、李小平等人仍然坚持 要将中國人口降低到5亿、3亿。计划生育不就是民族自杀吗?鼓励个人自杀是犯罪,难道鼓励民族自杀反而成了功臣(一大批学者步步高升)?

毛澤東在一些方面可能做得不好,但在人口、医疗、高科技发展、能源开发、民族工业建立等方面是没有错的,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要是在人口、医疗 等方面反毛,只能说明反对者的浅薄。唐代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正好反映了中國 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宿命。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才能终结这种宿命。

1959-1961年大跃进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既因天灾,也因人祸,但具体数目还有争议。但198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却是减少了1.3亿(最 悲观估计也不超过2.2亿)人口,姑且不谈这个。1980年之前中國出生性别比一直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公认的未来数千万光棍意味着什么?数千万女婴到哪里 去了?这还只是被迫“自愿”的。还有更多的强制堕胎手术,这些都已经是有生命了的!

马寅初人口论无非就是照搬了一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却被树为什么伟大的英雄。对马尔萨斯人口论,馬克思批判过;恩格斯批判过;孙中山批判过;毛澤東也批判过,但中國1980年代还是采纳了马尔萨斯理论控制人口。

马寅初提出的“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这一明显带有“行政命令”与“计划经济”色彩的建议,当时并没有被政府采纳。很明显这是19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独生子女费”与“超生罚款”的理论依据。

有人说:马寅初仅仅是一个学者,学者的理论是否会成为国策,取决于决策者是否采纳。如果采纳了,由此产生的功劳是决策者的,过失也应当是决策者 的;让学者来负责,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学者的理论,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应当让人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要求学者的理论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才能发表,那以后谁还敢说话?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仅仅是一家之言,过去批他,是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不正常的表现,现在,为什么又拿他当替罪羊?孔子认为君 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译文:君子忧患的事有三件;未曾听说的事和知识怕不能听到,要通过多种途径听到 正确的观点;听到之后怕不能学到,要努力学到;学到之后怕不能做到,要想方设法做到)。学者正确意见,决策者不能装聋作哑而不采纳;学者的错误观点,决策 者不能不加辩白就一味采纳。要是马寅初的观点是错误的,决策者不采纳就是。既然决策者采纳一个错误观点,就应该由决策者负责,而不能由学者负责。

这些话确实有些道理,但决策者不是全才,对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严谨的学者作参谋,需要一些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允许学者犯错误,但不等于纵 容犯错误。涉及民族长远利益的学术研究需要非常严谨,至少方向不能错,但计划生育的几个理论连人口结构都没有考虑,老年化都没有考虑(就更没有考虑改变全 球民族构成的问题),能算严谨吗?这些人能算人口学家吗?都让决策者承担责任也不太公平,学者就没有责任心了。学者不能光是想着凭借理论步步高升,而不想 到后果。计划生育是专家误国的典型!

笔者说的是批马寅初人口论,不是批马寅初本人。事实上,毛澤東也只批了马的人口论,批马寅初是在1959年,马寅初于1960年自己到教育部提 出口头辞职。这个时候的马寅初已经78岁了(哪个大学有80岁的校长?),后面一直仍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马寅初仍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比老帅日 子还好过),1980年代实行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马寅初担任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享年100岁。

国际上人口学都还属于幼稚学科,远没有完善,比如联合国对于人口预测就从来没有准确过,说明人口学界缺乏新思维。中國在1980年代人口学起步 时候将马寅初搬上神龛,采纳马寅初、马尔萨斯的观点建立起中國的人口学科(宋健研究人口最早起源于对马寅初的景仰;田雪原研究人口起源于为马寅初平反整理 资料),导致中國人口学先天不足,一开始就走向了错误方向。苛刻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现在民族急性自杀的1.2-1.3的生育率,某些人口学者难辞其咎!

既然马寅初作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象征,不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澄清事实,就不会有为人口政策伸张正义的那一天,人口政策就难以拨乱。

注释:

1.刘志军.论人类安全的理念渊源.国际问题论坛. 2005年夏季号.

2.胡鞍钢, 熊义志.全面开发人力资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目标. “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 中國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

3.吴隆杰. 我国人文发展指数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國可持续发展,2005,(1):5-8.

4. 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

5.中國农村卫生――简报系列. 世界银行

6. 2001-2050年老年人口和老龄化程度预测.国家计生委2003年

作者:易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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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中国报道周刊 [ http://www.weekmag.in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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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at 10: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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